一、 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

一直以来，中国都被周围国家认为是个巨大的威胁。中国的崛起过程屡受“中国危胁论”困扰。
然而，天日昭昭，世界古代历史上找不出比中国更善良的大国，中国的善良已经可以被称为懦弱。从秦始皇时代起，中国人的对外关系史就是一部防御史，长城可以做证。历史上很多时候，中国需要用宝贵的粮食、丝绸甚至公主来换取和平。至于“黄祸”，那是游牧民族的光荣或者罪恶，中国不过是诸多被摧残者之一，把帐算到中国头上实在是本末倒置。在有记载以来的对外关系史中，中国一直奉行“厚往薄来”政策，朝贡关系实际上是中国用本国人民的血汗劳动换取一个虚无的面子，它给中国带来心理上的愚蠢的满足，给另一方的却是巨大得惊人的利润。
近现代史上，也找不出中国这样心慈手软顾全大局凡事忍让的模范国家。拼光了家底惨胜日本之后，大陆和台湾立刻争先恐后地向日本人表现“以德报怨”的慷慨大度。中印战争中印度军队一触即溃，四散奔逃，第二天却发现中国军队已经退回自己境内，并且把俘虏的军车擦得锃明瓦亮，完璧奉还。在南海诸岛争端、钓鱼岛争端中，别的国家纷纷出动军舰，果断地进行武力占领，中国却安于由“人大”发表几句严正声明。华人在印尼被***，其惨无人道令全世界发指，唯有中国政府一声不吭。在本国人民忍饥挨饿的时候，中国的大米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别的国家，用来结交第三世界朋友。
在全世界对中国的种种做法大惑不解的时候，中国却在暗暗冷笑，冷笑这些国家的惊讶。也不怪它们，它们才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们出过几个哲人！它们懂得什么叫“大智若愚”吗？它们懂什么“上善若水”吗？它们懂得“人心向背决定斗争的胜败”吗？它们的语言里有“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三分何等清闲”这样的闪光字句吗？那些动不动就把“某国的利益”挂在嘴边的国家是何等地愚蠢啊，它们为了一时的小利，互不相让，刀兵相见，短视无知！它们如果翻翻中国古书，就会发现他们实行的是“霸道”，必定会败在“耻于言利”的“王道”脚下。中国的政策表面上看起来软弱，实际上却是无比强大，如太极拳一样，无形无迹，绵里藏针。中国目光远大，心胸宽广。总有一天，大家会看到中国是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中国就是国际上的雷锋。总有一天，我们会感动他们，让他们放弃争夺，倾心向化，拥戴中国为领袖，在中国的带领下，一起建立全世界的美好明天。所以，在别人越是喊“中国威胁论”的时候，我们就越是要老老实实，安安分分，让事实戳穿那些别有用心的谣言吧！
然而，事实却让中国一再尴尬。中国的忍让似乎没有感动任何人。日本人得了便宜还卖乖，说什么也不肯向中国道歉，还动不动搞一些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课书之类的小动作刺激中国。印度人更是老实不客气。既然中国人退了回去，我就当仁不让把你的领土改成我国的一个邦。然后我还要试射原子弹，并且向全世界公布就是为了针对中国。中国地图上的南海诸岛其实大半已经被其它国家实际控制了，举世瞩目的钓鱼岛上，飘扬着的也是日本太阳旗。至于援助他国的大米，有的居然在后来被用做与中国军队作战时的沙袋。

二、 韩国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类似中日钓鱼岛这样的争端，其实早在韩日之间上演过。
韩日之间，有一个小岛，长不过200米，全是礁石，不生草木。韩国人称之为独岛，日本人命名叫竹岛。这个小岛在韩日关系中的地位，恰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二战前，日本占有该岛，独立之后的韩国宣布对该岛拥有主权。
日本人保卫领土的决心在钓鱼岛问题上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当初他们也是以这样的决心去保卫竹岛。他们把这一问题写进教课书，并且在一切可能场合宣布自己对竹岛的主权。与此同时，1953年5月，日本右翼人士趁韩战正酣，登上了这个无人小岛，修建了标志物。
这一切，与日本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做法如出一辙。只不过当初他们遇到的是刚直的韩国人而不是智慧的中国人。中国在类似的情况下选择了“顾全中日关系大局”的做法，仅仅发出抗议，听任日本人出动军舰对钓鱼岛的实际占领，并且严厉.国内的保钓人士，以防他们做出“过激”行动。
而韩国人是怎么做的呢？
在日本人登上独岛之后，一个23岁的韩国青年洪淳七趁韩战进行间枪支管理不严，通过非法手段采购了一批枪支，召集几个热血青年，渡海登上了独岛，赶走了日本人，在岛上升起了第一面韩国国旗。
在那之后，洪淳七靠着一杆步枪，独自一人，守卫独岛三年八个月之久。在他的日记里，载着无数次和日本舰艇、渔船对峙的记录。直到1956年，韩国政府从韩战中脱身出来，派出海上警察守备队上岛，洪淳七才结束了神圣的“守土护国大业”。韩国政府没有惩罚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反而颁发勋章，表扬他的爱国行为。
目前，韩国军队已牢牢控制了这个小岛。韩国在独岛长年派驻34名警察，同时配置了驱逐舰、快艇、直升机，随时戒备日本渔船和海军舰艇的侵犯，令日本船只不敢轻易越过雷池一步。日本人除了口头抗议，别无他法。
我写过一些关于韩国文化韩国精神的文字，网友的评论里有许多指责我对韩国精神的揄扬，认为是夸大其辞。可惜，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没有出现过安重根，在抗日战争后我们没有出现过洪淳七。
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在日本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中，只有对中国占有上风。面对北方四岛和竹岛的被占，日本人都不得不忍气吞生。

三、“太智慧”的中国人和“太冲动”的韩国人
不管中国人的做法是否真的智慧，韩国人的一些做法看起来确乎太冲动、太孟浪、太不理智。每个人都知道韩国的崛起和繁荣离不开日本。韩国和日本还同属美日韩军事政治同盟。韩国对日本的依赖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需要。可是韩国人从不掩饰对日本的仇恨，在对日关系上从来不会因为顾全大局而做任何让步。他们表达对死不认错的日本人的愤怒，从来是点火就着，怎么激烈怎么来。日本那边在历史问题上稍稍做一点手脚，韩国这边立刻就烈火燎原，杀声振天。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20名身披国旗的韩国青年聚集地汉城的“独立门公园”，大声抗议后用刀把自己的小指头剁下，装在信封里寄往日本驻韩国大使馆。九名韩国人集体绝食，要求日本道歉。韩国政府立刻采取最为强硬的外交行动，召回驻日大使。无数韩国人上街烧毁日本国旗，开展抵制日货行动。
而中国人呢？还是人大发展声明。同时对民间舆论大力压制，有的网站怕惹麻烦，发表声明：本站不欢迎对日话题，见贴即删。
韩国人不会象中国人那样地别出心裁，把日本人分为一小撮战犯和广大善良的日本人民。他们恨所有日本人，甚至恨乌及屋，拒绝日本人的一切。在韩国，如果谁买了一辆日本汽车，过不了几天，这辆车的玻璃、轮胎、外壳就会一一被人砸坏。在韩国的香烟摊上，往往帖着“不吸日本烟”的标语。韩国政府立法限制日本流行文化在韩国人传播，不许韩国人看日本电影，听日本歌曲。在赵薇用日本军旗装作自己的装饰时，韩国名星金喜善却因为有人要求她用日语道别而被激怒。
在中国政府声明对日索赔是个人行为，政府不加评论的同时，1992年，韩国外长李相玉明确要求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赔偿，韩国政府为此成立了解决该问题的专门班子。
在中国学者提出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前后，韩国国会全体通过决议，敦促政府展开运动，阻止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
在所有对日争议中，韩国人和韩国政府都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按照中国人的判断，这些举动都是属于小不忍则乱大谋，都是属于给两国关系制造麻烦，都是不理智、不沉着、不智慧，势必影响两国政治关系的大局，势必损坏日韩经济贸易关系，到头来害了自己。
奇怪的是，韩国人的刚烈居然并没有影响韩日关系的“大局”。日本人频频向韩国人示好，日韩经贸关系飞速发展。早在199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485亿美元。两国还一起举办了世界杯。

更为奇怪的是，死不道歉的日本人居然单单向韩国人道了歉！1992年，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出访汉城的三天里，先后8次表示谢罪。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对日本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访问期间日韩发表了联合宣言，日本首次承认了对韩国的侵略，并正式道歉。
时隔不久，中国国家元首正式访日，由于日本对韩道歉在先，国人普遍认为日本会对华道歉。然而，中国国家元首逗留日本多日，日本人坚拒向中国道歉。中国政府颜面丧尽。
这一次，中国人的外交智慧不但世界看不懂，连中国人自己也看不懂了。

四、“宋襄公主义”的根源
耻于言利是中国传统。
中国人其实不是不要利益，中国人要的是“利益最大化”。怎么才能达到利益最大化呢？那就是“仁义”。“欲先取之，必先予之”，“水能利万物而不争，故能胜”。要想做成大事，就要树立自己“仁义”的形象，以此来感化他人，征服他人，使人乐于为已所用。“仁义”的诀窍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用自己一时的退让、牺牲，来换取牢固的声誉，换取他人无条件的信任，以利于开基立业。所以，历代群雄纷征之时，那些杰出人物总是要克制自己一时的欲望，祭出仁义的大旗，把自己的军队包装成“仁义之师”，“吊民伐罪”。所以刘帮进咸阳时先要约法三章，刘备败走时浩浩荡荡地带着逃难的百姓，李自成定天下时提出“迎闯王不纳粮”。
做为最精通中国社会运转奥秘的伟人，毛泽东对“王道”、“仁义”的运用达到了最出神入化的地步。红军和.，正是因为自己“上门板”，“睡大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因为自己“艰苦卓绝”、“关心群众”，因为自己的“忍辱负重”、“坚忍为国”，因为自己无与伦比的牺牲精神，才逐渐打破了共产共妻的反动宣传，一点点地感动了斯诺、史沫特莱，感动了鲁迅、闻一多、沈钧儒，一步步地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真诚拥护，最终夺取了政权。
开国之后，正如同把军事斗争经验运用于经济建设一样，毛主席把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经验运用到了国际斗争之中。他试图用中国人民令人吃惊的自我牺牲精神、坚忍为公精神来感动世界，在国际社会来个农村包围城市，团结带领第三世界国家来争取世界革命的伟大胜利，使自己超越马恩列斯，成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所以，他的外交路线中没有绝不许提“国家利益”，在中国人成批饿死的时候，一艘艘载满粮食的大船驶往世界各地的第三世界兄弟国家，在与周围所有国家的争端中，中国都是高姿态、大气度。
然而，国际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角斗场，一个巨大的利益交换市场。国际社会并不是中国社会，中国人的那一套迂回曲折在大智慧在这里是对牛弹琴。国际社会的规则是赤裸裸的，直截了当的，如果你不按利益原则出牌，那么你所得到只有损失和失败。在这里，任何的无私奉献，任何的过度忍让，最终都会伤害自己。
在国际上，做“活雷锋”，历来没有好下场。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中国派出重兵，以惨重的牺牲，保卫了朝鲜。然而，时至今日，韩国和朝鲜的历史书中记载得更多的，不是中国军人的大量死亡，而是一些不守军纪者在朝鲜的抢掠奸淫。同样，抗美援朝过去四十年后，朝鲜人已经忘了是中国人主导了那场战争。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中，那场战争的绝对主角是在他们伟大领袖的领导下的朝鲜军队，中国人似乎没帮上什么有用的忙。我们对印度人的大度，只换来了印度人更大的耻辱感和对中国人更深刻的仇恨。直至今日，印度人还是把中国看做最大的危胁。而中国人对印尼排华事件的一声不吭，则更引起了东南亚各国的疑惧，他们普遍以为中国人沉默的背后，会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巨大决心。在领土问题上，中国越是示弱，别人就越是疑惧，他们不能相信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会真的如此软弱。中国人的“活雷锋”行动除了让大家不解外，并没有换来任何好处，也没有交下一个真心朋友。反倒是动不动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挂在嘴边，欠缴联合国会费，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美国，在国际上纠集了一帮铁杆哥们，横行霸道，呼风唤雨。
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会最终走向大同。不过，从有国家起的远古，到可以预见的将来，决定国与国之间关系走向的都会是实力原则和利益原则，而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道义”。

五、对钓鱼岛问题的重新思索
领土争端，历来是谁先下手谁主动，土地在谁手中谁主动。这是由实力原则派生出的一条铁的规律。中印战争中，虽然印度一败涂地，但结果是印度人更牢固地控制了那片相当于三个台湾的肥美土地。除了再来一场大战，任何人也不会相信中国人有其他办法要回那片土地。而现在的印度军队与六二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再打一场战争，中国将付出百倍代价。在南沙诸岛的争夺中，中国军队趁越南南北战争无暇顾及而占领了其中一些岛屿。现在想来，那是何等英明的决断。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试想北越统一后的今天，中国再想占领这些岛屿，将付出多么大的牺牲。而现在，越南除了把那些岛屿画在地图上过过嘴瘾，又有什么办法呢？独岛之争就是一个最好的启示。如果当初我们象韩国人占领独岛一样果断占有钓鱼岛，日本人也只能象在独岛问题上一样，发发抗议，喊喊口号罢了，何至于今日，这个小岛成为全民族的伤口。
事实上，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人的策略比我们高明得太多。日本人放任那些右翼分子上岛进行疯狂表演，在“民主、自由”的招牌下纵容他们在岛上建立灯塔、木旗、石碑、神柱乃至简易机场来宣示主权，进行实际占有。然后日本政府再从占有者手中进行租借，神不知鬼不觉地实行了军事占领。
而中国呢，一开始是自己主动退到了中线，宣布搁置争议，实际上就是示弱。然后在日本人并不与你同样“搁置”的时候，迟迟不敢采取果断措施，而是满足于连篇累牍地发表我们的历史证据，发展到最后连日本人都承认了：对，这个岛是你们先发现的，可是现在在我手里，你用嘴是夺不去的。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政府严厉禁止民间保钓行动。从晚清以来形成的固定思维让李鸿章的幽灵一直盘绕在中国外交决策者脑海。别惹人家！顾全大局！可惜的是，人家并不顾全大局。人家做的是实实在在的功夫，我们品尝到的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品尝的苦果